农书之中有历史(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再如,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在元代也获得了很大提高。为了倡导并促进棉花生产和纺织业的发展,国家“置木棉提举司,又于浙江、江东、江西、湖广、福建
再如,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在元代也获得了很大提高。为了倡导并促进棉花生产和纺织业的发展,国家“置木棉提举司,又于浙江、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置提举司,岁课棉布十万匹”(12)。特别是到元贞年间(1295-1296)黄道婆重返故乡,带回了“捍、弹、纺、织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13),更使棉纺织品的生产呈现出空前盛况。这在《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中很容易找到证明。不仅三部农书中所描述的棉花生产和加工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更有王桢《农书》对棉花北传过程的详细解说,对加工工具图文诗并茂的热情介绍和赞颂,反映了当时棉花栽植在元代已经普及,棉纺织手工业生产也已经相当发达的状况,棉花在此时已经具有了和丝、麻相当的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二、农书表达了历代知识分子们强烈的政治诉求
农书的大量涌现反映了政府与那些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理想的知识分子们对农业的重视,特别是众多私家农书的出现,更描摹出历代知识分子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这些知识分子将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发展中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产业来看待,积极传播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社会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农书还可以被看作是历代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史。
农书特别是众多私家农书的出现必然是以众多士人对农业的重视和熟悉为基础的。因为每一部记录农业知识和技术的内容总要以前人的撰著为基础,而有能力将这些知识技术进步总结或者辑录的人必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一则历代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民所受压迫沉重,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农书的写作,也不可能有出游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不大会与其他地区交流耕作经验。比如,在元代延二年,进士杨景行初任赣州路会昌州判官时,这里的百姓仍“不知井饮”、“不知陶瓦”,“景行教民穿井以饮,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于疾疠火灾”(14)。在元代,因为战争和商业活动的频繁进行,使得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较其他历史时期更为充分。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时代,许多地方的农民与外界主动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他们缺乏时间、精力和资金走出自己的土地,也没有创作农书的动力。二则这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百姓绝大多数得不到良好教育,没有什么文化,对历代农业典籍也并不熟悉,没有能力去总结和记录下这么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仍以元代情况为例,元世祖时曾颁社制,要求各社兴办社学,“每社设立学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各令子弟入学”。但是这些社学中的教师水平较低,“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实、衣服杂字之类,枉误后人”(15)。而且终元一代,仅有极少数乡、里、村、社真正兴办了这种学校(16)。以社学的这种状况培养出通贯古今典籍的人才必定是相当困难的。所以,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民没有能力去完成农书创作。唯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才有农书创作的能力。
从编纂者的角度可以将农书分为官颁农书和私修农书两种。官方编纂的农书基本上出现于一个王朝正走向或正处在兴盛的时期。比如在农史专家石声汉先生列入《农书系统图》(17)的几部最重要的农书中,《农桑辑要》编成于元初,《授时通考》编成于清中叶。而私家农书出现的具体时代则大多在盛世之末或者乱世之中。如《 胜之书》出现于西汉末年,《四民月令》出现于东汉后期,《齐民要术》则写成于公认非盛世时期的南北朝的北魏后期。被后世盛赞不已的大型农书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完成于元朝中后期。《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生活在明朝后期。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些农书的作者大都任过地方官。如《 胜之书》的作者是西汉末年“教田三辅”的轻车使者 胜之,《四民月令》的作者是东汉末期的崔 ,曾任五原太守等职。《齐民要术》的作者则是曾经做过高阳郡太守的贾思勰。王祯《农书》的作者王祯曾任宣州旌德县令,后又调任信州永丰县令。《农桑衣食撮要》的作者鲁明善曾任寿春郡、靖州路、安丰路等地地方官。
农书中包含了历代知识分子们强烈的政治诉求。当一个王朝正走向或正处在兴盛时期,得到良好教育、想要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们或者积极谋取朝堂高位,投身政治;或者关心军事、“投笔从戎”;再则就是将精力用于历朝历代十分重视的天文历法的研究制定。而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们大多关注民生、重视农业,并秉承农业生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产业的思想。他们在其所处的时代也大多有能力将其发展农业、改善民生的经济政治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这其中就包括了鼓励私人农书创作或者成功建议政府组织编写官颁农书(在某些时候这种做法虽有些粉饰太平之嫌,却也着实体现着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文章来源:《中国农史》 网址: http://www.zgnszz.cn/qikandaodu/2021/0709/3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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