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官府档案事业的逻辑发展(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四、战国之“士”及其所掌图书 主“法”之“吏”继承了“史”之“掌官书以赞治”的职能,但却遗弃了“志行”和人文教养。而上引《荀子·荣辱》“士
四、战国之“士”及其所掌图书
主“法”之“吏”继承了“史”之“掌官书以赞治”的职能,但却遗弃了“志行”和人文教养。而上引《荀子·荣辱》“士大夫”和“官人百吏”之分以及《礼记·学记》“官”、“士”之别都说明,“古代官僚制度下的设官分职,既需要读经书‘通大道’的宏观决策人员(士),也需要‘知官事,晓簿书’的具体办事者(吏)”[14]143。由此,与“吏”从“史”中的分化同步,“士”也从“史”中分化了出来,并进一步导致了图书的产生。
《国语·周语上》曰:“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供其上。”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社会等级序列中,作为有爵位的最低一级贵族,“士”无需像“庶人工商”那样“各守其业”,从事具体物质生产。但是,“士”必须“学”,《说文》曰:“仕,学也。”而士、仕相通。再就其所“学”内容来看,《穀梁传·成公》元年“士民”疏曰:“学习道艺者。”《国语·齐语》“士也使就闲燕”韦注亦曰:“士,学习道艺者。”所谓“道艺”,主要指诗书礼乐。《礼记·王制》曰:“(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里,“造士”的路径主要就是学习“诗书礼乐”,充分显示人文教养。《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曰:“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表明“学”与宗法血缘的身份密切相关,因而“士”也是“学”的垄断者,士之下的庶人没有“学”的机会,在这一意义上,“学在官府”。而官府之学的主要内容就是礼乐文明。章学诚《文史通义·释史》指出:“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之际的“以吏为师”本质上是官师合一,兼具以诗书为代表的人文教养和以法律为代表的职业技能。相比而言,秦朝的“以吏为师”,既是对“吏”之行政地位的肯定,也是对法律(而不是礼乐)作为学习对象的绝对强调,本质上则是用职业技能取代人文教养。
战国以降,“士”的贵族血统及其“有爵者”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之相应,“学在官府”的体制被打破,私人讲学之风兴起,平民亦可由“学”而成为“士”。《墨子·贵义》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墨子(前468—前376)作为一个“士”,并不从事生产,而以“读书”为主要特征。《墨子·天志》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这里,“士君子之书”都是为了“上说诸侯,下说列士”的政治起见,并以“仁义”为取向,因此,其“书”主要是图书而不是档案。据《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出游数年,大困而归,“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这里,“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也说明了“士”所专志之“书”主要是图书,目的是为了迎合诸侯以“取尊荣”,从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之际私人所藏图书(而不是档案)的社会动因。
总之,图书的出现与士阶层的兴起和壮大有关,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由“学在官府”到“官学下移”的产物,更是对“吏”持守工具理性丧失人文教养的现实反弹。正像“士”源自“史”一样,图书来源于档案,孔子整理而成的六经就是在官府档案的基础上形成的图书。
五、先秦文献的三分体系
天人关系是中国先贤的关注焦点。古人追求的“天人合一”,可以简单地解读为人道与天道之间彼此对应、相互联系的必要性及其可能路径问题。总体上,“天道”类典籍主要由“术士”承担。术士作为“士”之一,一方面来源于“司天之史”,包括专司祭祀的巫史、祝史和专司历数的史卜;另一方面来源于“司人之史”中的专门技艺——“兵农医药”的一部分。“人道”类典籍又包括两大基本类型。第一,以“礼乐诗书”等儒家经典与诸子百学为代表的典籍,后世演为“学”,主要由“学士”职掌;第二,以“刑政教令”为代表的档案,主要由“吏”职掌。由此形成学士所掌的“学”类图书、术士所掌的“术”图书,以及“吏”所职掌的档案文书三大文献类型。
文章来源:《中国农史》 网址: http://www.zgnszz.cn/qikandaodu/2021/0701/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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